古老而神秘的昭通历史源远流长，漫长悠久的历史为昭通遗留了众多的文物古迹，昭通在历史上产生了三个商贸繁荣人文蔚起的繁盛时期，如何对昭通的历史文化进行定位，现在，我们以昭通历史上围绕昭通历史文化获得的主要美誉美称为重点，来简要回顾一下昭通的历史轨迹，并对这些美誉美称做一个数点、说明和审视，从中找出昭通历史文化之根。

古象之邦（史前）：
    昭通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文物痕迹来看，昭通坝子留下了大量的品种繁多的古生物化石，从昭通市昭阳区太平办事处太平村附近出土的大量的动物化石，证明在距今300万~700万年以前，在昭鲁坝子里生活着大批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牛、猴、鹿等哺乳类动物化石。在这些古生物化石中，发掘的古象化石在六十年代种类就多达十余种，其中有一种被古生物专家命名为昭通剑齿象，古象化石专家断言，昭通坝子是中国南方一个规模巨大的古象群埋藏地。因此早在六十年代，古生物专家学者就将昭通美称为“古象之邦”。

人类摇篮（史前）：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古象化石群埋藏地，再次发掘了许多古生物化石，其中有许多未命名的古生物化石和鸟类化石，让人惊喜的是还发现了一颗灵长类动物的牙齿，后来还发现了一个灵长类的头盖骨，这是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亚洲最早灵长类动物化石，几百万年以前的灵长类动化石的发现，将昭通古生物化石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古象之邦了，如果将来能有更多的灵长类动物化石出现，甚至会推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填补世界在人类进化考古中的一个缺环，昭通的古生物化石因此有了世界意义，昭通化石成为了“世界化石”，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马上就要进行，我们期待着专家们能在“古象之邦”的基础上，对我们丰富的化石进一步做出“人类摇篮”的定论。昭通古人类遗迹众多，昭通坝子还保存着十万年前昭通人的穴居地，生活在五万年前的早期智人 “昭通人牙”化石出土于昭通坝子的“过山洞”，证明早在十万多年前，昭通这片古老而神秘美丽的土地上，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因为灵长类动物化石也就在附近出土，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之前的许多万年前，猿人、古人、今人在昭通坝子和周围的峡谷地带漫长的进化发展。文物普查还进一步地在过山洞和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期大量的文物和村落遗址，之前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野石面积达一平方公里，同时，还在昭通坝子发现有野猪洞遗址、闸心场遗址、马厂遗址、盘营、水井湾、白沙地等等，证明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这一时期昭通出土的土陶文物造型精美，样式丰富，富有文化内涵，而且从文物和村落的遗址情况来看，当时居住在昭通的古人类，文明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僰人故里（西周、春秋、秦）：
    西周到春秋中期到秦朝昭通是“僰人”居住的地区，史书中将“僰人”记录为犍为蛮夷，以豆沙关悬棺为代表的悬棺葬传说中也认为是“僰人”留下的，僰道和僰文化在昭通的一些县是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的，但是，“僰人”在昭通生活的历史在史书上的记载也多是后来的推测和传说，同时“僰人”居住的地域也较广大，沿金沙江下游的今天川滇两省结合部的宜宾市和昭通市，僰人活跃的范围。在汉文史籍中初略统计，对西南各少数民族以“僰”相称的，共有28种，因此“僰人故里”不仅仅是昭通。

世界白铜之乡（商周开始）：
    从昭通和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关系来说，昭通地域内很早就开始开采金属矿藏了，据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处编的《科研情况简报》第六期及有关论文公布，对安阳殷王武丁妻子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检测，说明距今三千年前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来自今天云南的永善和巧家一带。《旧唐书》也说，当时只有当朝一品宰相拉车的牛车上，才可以用白铜装饰。18世纪之前白铜在欧洲极为昂贵，价格仅次于金、银，是贵族的奢侈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从事运输的船长、水手经常从中国走私白铜，谋取暴利。1735年德国人杜赫尔德在所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提到：“最特殊的铜是白铜……只中国产有，亦只见于云南一省”。虽然后来白铜因为经济价值变小，而慢慢被人遗忘，但是，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以永善、巧家为中心的地域金属开采和冶炼史非常久远，在昭通白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地的时代，昭通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昭通和中原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久远，而且这些来自于永善巧家为中心的云南地域的白铜所铸造的出土文物，是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以永善巧家为中心的云南地域是“世界白铜之乡”应该不仅仅引起昭通的重视，而且应该引起云南的重视。

望帝故里（三星堆之前）：
    昭通源远流长的历史，有正史记载的人物，出自《华阳国志》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据历史专家们长期考证，杜宇生活在距今2700多年，杜宇和梁丽带领族众在昭鲁坝子的千顷池滨湖地区及周围河谷地带教民务农，同时开采矿产，后来因为地震引起的堰塞湖，导致昭通坝子被水淹没，杜宇和梁利带领族众从今天的朱提江大峡谷一直走到成都平原，给成都平原带去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也带去了铜，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后来在成都平原建立了蜀国，成为第一任蜀王，号“望帝”后因为权力斗争，死在蜀国，死后化为杜鹃鸟，而梁丽带领族人回到了今天的昭鲁坝子，此时，地震形成的堰塞湖被水冲开。昭通出土的铜器和三星堆的文物有许多类似和联系，进一步的结论等待专家们做出，但是，有极大的可能三星堆的铜是来源于昭通境内的。

彝祖分支圣地 （晚于三星堆）：
   之后，昭通地域主要是彝族在此生息，一种说法彝族就是杜宇的后裔，他们后来在昭通的堂琅山完成六祖分支。一种说法是在昭阳区所辖的旧圃镇葡萄井一带是彝族祖先居住地和六祖分支的地方。总的来说，昭通地域的确是彝族同胞灵魂的归宿之地，自古就有彝族文化发祥地。

五尺道枢纽：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常頞将李冰开凿的僰道延伸至今曲靖，史称“五尺道”。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部位，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最初以国家的力量来开掘五尺道，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以后这条道路实际上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意义更为深远，以五尺道为中线的昭通古道的意义不仅仅是昭通接受中原文化而已，道路上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世界的，下面将逐步叙述。

蜀身毒道的要冲：
   三国时期之后的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昭通成为了中央王朝实行“羁縻”政策的化外，这一期间，昭通生活的主要是彝族。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昭通的古道依然是蜀身毒道的要冲，但是，这一时期，当中央王朝的实力雄厚时，昭通的古道就是开放的，当中央王朝实力弱小时，昭通的古道就是关闭的。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昭通陷入了漫长的衰落。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但是，它不如晋霍承嗣壁画墓、朱提堂琅汉洗、孟孝琚碑那样有地方历史文化意义。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昭通中断中央政权建置近五百年，再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昭通地域范围都主要是彝族居住，昭通称“乌蒙”，是乌蒙王世袭地，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在昭通依然存在和发展着，但是，一是因为彝族文化留下的文字记载太少，文物也很少，加上大清雍正年间鄂尔泰血腥的“改土归流’，对彝族在昭通留下的灿烂的神秘文化和土著社会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导致了我们今天难以了解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文化。

西南奥区（清）：
   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明通达”之昭通。在昭通大规模移民垦殖，在昭通坝子兴修水利，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银铜开采，昭通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乐马厂银大旺，金沙江和朱提江水陆联运道整治，大规模京铜外运推进的水陆交通建设，带来了昭通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乾隆、嘉庆年间，朱提银产量居全国首位，这一时期昭通经济社会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这一繁荣因为采铜的“硐老山空”和朱提山银的开采结束而终结。

第二春城（民国）：
    民国时期，昭通人在云南历史上政治影响深远，民国时期的三位云南最高军政长官都出在昭通，同时，昭通成为了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志书记载：昭通县当时（现昭阳区）一望沃土，环峰若屏，长流如带，俨然中土名区。时重兵震慑，局势之宏敞，贸易之殷繁，城垣之壮美，为滇东道一大都会也，昭通当时为云南第二大城，是云南仅仅次于昆明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春城”“小昆明”等美称。这一时期昭通人才辈出，涌现了护国名将张开儒，爱国将领龙云、卢汉、曾泽生，国学大师姜亮夫等一大批雄才俊杰。

革命圣地:

同时昭通也是“革命圣地”，是辛亥革命前民主革命最早的起义关河起义地和红军走过的地方，毛泽东在《长征》中赞誉昭通的山水“乌蒙磅礴，金沙水拍” ，红军长征途中在威信召开的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真正转折点，著名的乌蒙山峡谷回旋战是红军军史上的杰作，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留下光辉的足迹，红军在昭通迈出了走向胜利的第一步，还涌现出了中共革命家刘平楷、李国柱、罗炳辉等昭通人。